读资治通鉴：边兵之强悍必亡国

公元742年，天宝元年。唐王朝的军事版图，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重构。

朝廷在全国设立了十大节度使，其中九个，都部署在遥远的西北边疆。只有一个河东镇，驻扎在相对靠近内地的太原。

与此同时，帝国的腹心之地——关中、河南、江淮、荆襄，这些人口稠密、经济繁荣的核心区域，却全面解除了武装。

一个外表强壮、内里空虚的巨人，正缓缓成型。统治者似乎天真地认为，只要边疆固若金汤，内地便可高枕无忧。

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衡，就此埋下。

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，吐蕃、突骑施、奚、契丹这些外部势力，是帝国最大的威胁。然而，历史记录却告诉我们，这些所谓的强敌，早已在与唐军的多次交锋中屡遭挫败。

边疆，本无大患。

退一步讲，即便外敌真的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，正确的战略，也应当是在京畿与腹心之地，屯驻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，随时准备机动应对，而不是将全部精锐，都堆砌在漫长的边境线上。

将重兵部署于边疆，只会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对峙中，滋生懈怠，丧失警惕。一旦战败，整个国家，将再无后备力量可以驰援。

更何况，回顾周、汉两朝的灭亡，历史的教训早已昭示：一个王朝的崩溃，往往始于内部的溃烂。倾覆的马车就在眼前，难道后人，还要将所有的目光，都投向遥远的边疆吗？

内部的祸乱，其兴起，往往并非源于燎原之势。

一个空虚的、毫无防备的中原，才是滋生动乱的温床。在这里，叛乱可以被轻易扑灭，又可以轻易地死灰复燃，因为这里，缺乏一支足以震慑一切的武装力量。

倘若从边疆抽调军队，前来平叛，那么，长途的跋涉与军纪的败坏，必然会严重滋扰沿途的百姓，导致民心离散。而一旦这支远道而来的边军，遭遇哪怕一次小小的失败，叛军便可趁势收编其溃兵，裹挟其力量，迅速壮大。

到了那时，整个中原，将彻底沦为一座不设防的空城。叛军所过之处，再也看不到一支抵抗的力量。帝国的倾覆，也就只在旦夕之间。

让我们做一个假设：

倘若在安禄山叛乱之初，唐王朝的河南、江淮地区，都驻扎着一支由朝廷重臣统帅的精锐部队。那么，当安禄山的铁骑南下时，这支军队，便可直插其后方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。

如此一来，安禄山又岂敢轻易地，将他全部的野心，都投向潼关以西？

然而，历史没有假设。

我们看到的，是名将封常清，在洛阳临时招募一群市井之徒，仓促应战，最终一败涂地。我们看到的，是颜氏兄弟与张巡、许远，率领着同样由平民组成的军队，在河北与睢阳，进行着一场场实力悬殊、结局注定的悲壮抵抗。

即便是后来李光弼、郭子仪的大军，取得了局部的胜利，也无法挽回潼关失守、京师沦陷的命运。

历史，在这里给出了它冷酷的答案：一个国家，如果选择掏空自己的腹心，而将所有的力量，都寄托于遥远的四肢。那么，一旦根基动摇，这座看似宏伟的大厦，也只会在瞬间，轰然倒塌。

这，几乎是一种无法违背的物理定律。

更致命的是，当重兵集结于边疆。 那么朝廷，便会彻底失去对这支军队的控制。

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强是弱，中央政府，无从得知；这支军队的将领是忠是奸，中枢机构，无法查核。

士兵们，只知道将军的恩威，而不知道天子的存在。

一旦将领失控，整支军队，就会立刻沦为脱缰的野马。他们或是溃散，或是投降，或是调转戈头，将战火引向帝国的内部。

安禄山的反叛，绝非孤例。

后梁末帝朱友贞，在主力溃败之后，身边竟无一兵一卒可用；后晋石重贵，在恒州一战失利后，便只能束手就擒；北宋末年，当金军南下，朝廷倚仗的宿将种师道，却无力回天，最终导致徽、钦二帝，困守孤城，坐待被俘。

这条通往败亡的轨迹，千百年来，何其相似！

从东汉末年开始，董卓的西凉铁骑，之所以能够横行中原，无人能挡，正是因为那个时代，同样是一个边疆强盛、腹地虚弱的时代。

后世的治国者，又怎能不引以为鉴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