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贯穿隋唐的三朝重臣苏威的悲剧

一个新生的王朝，它的朝堂，往往是一幅由复杂成分构成的拼图。

审视初唐的庙堂，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那些最正直、敢言、博学的大臣，几乎都曾身陷于乱世的污泥之中，最终被唐王朝“濯洗”而出。

魏徵，是从李密的瓦岗军中拔擢而来；杜淹、苏世长、陆德明，是从王世充的郑国政权中解救而出；岑文本，是从萧铣的江南梁国中简拔而至。

甚至，就连封德彝、宇文士及、裴矩这些在隋末的昏暗乱局中，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旧臣，也并未受到清算，反而依旧得到了信任和任用。

这背后，是一种属于开国之君的，清醒而无奈的政治现实。

一个新生的国家，没有足够的时间，去慢慢地培养和积淀人才。隋末天下大乱，风俗教化早已崩坏，社会上，根本找不到那些隐居山林、声名卓著的贤士，来作为国家的栋梁。因此，无论是朝廷的礼仪、国家的法典，还是治理天下的方略，都不得不向这些“亡国之臣”请教。

人才的品流，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澄清，只能暂时沿用。这，正是唐朝初年的政治，无法完全媲美上古三代的原因。

但同时，这，也正是它能够迅速赢得天下人心，安抚那些摇摆不定势力的高明之处。

然而，在这一片“兼容并包”的政治氛围中，却出现了一个极其独特的例外。为什么，唯独对于苏威这个人，唐王朝却采取了如此决绝的态度，将他彻底摒棄？

答案在于：苏威，是一种绝不能被清明之世所容忍的“典型”。

如果不能明确地将他斥为“乱世之贼”，那么，整个国家的道德风气、廉耻之心、上下秩序，都将彻底崩溃，天下的祸乱，也永无宁日。

我们回看他在隋朝的地位：隋文帝，本是以古代圣贤重臣的期望，来对待他的；而苏威自己，也以平定四海、匡正风俗为己任。一时间，天下人都仰望着他，以他的态度，来判断是非。他的声望，甚至达到了“隋朝可以灭亡，而苏威不可加害”的地步。

因此，后来的宇文化及、王世充、李密，都争相拉拢他，试图借助他的声望，来收买人心。而苏威本人，也凭借着这种巨大的声望，在各个凶残枭雄的屠刀与砧板之上，安然地翱翔。任凭刀光剑影，血流成河，他自岿然不动。

这就造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局面：军队的强大，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力量；山川的险固，不足以成为可靠的屏障；甚至天子的尊位，也变得不再神圣。似乎，没有什么比苏威的声望，更“重”了。

如果这样的人，都能安然无恙，那么天下的士人，还有什么理由，不去效仿他那种投机取巧、迂腐傲慢的生存之道呢？

他的行为，极具迷惑性： 他谄媚当世权贵，看起来，像是“审慎”； 他用儒家经典来包装自己，看起来，像是“正直”； 他随波逐流，在不同政权间转换，看起来，像是“中庸”； 他倚老卖老，骄纵狂悖，看起来，又像是“刚强”。

要杀他，找不到明确的罪名；要疏远他，又无法抵消他巨大的社会影响。天下人，甚至会误以为，他所代表的，就是最高明的为人之道。

然而，他所做的，正是引导整个社会，走向苟且与污浊。他，是维系人类社会基本伦理的“巨贼”。

这样的人，如果都能被容忍，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容忍的呢？ 这，正是英明的君主，所必须诛除、绝不赦免的对象。唐王朝，仅仅是将他拒之门外，而没有施以刑罚，或许，已经是顾念他年事已高，一种近乎于“仁慈过度”的柔情了。

至于像封德彝、宇文士及、裴矩那一类人，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，他们是品行卑劣的小人。即便重新起用他们，也不足以迷惑人心、败坏风化。杀了他们，可以；赦免他们，并利用他们的才干，也未尝不可。

但苏威，是不同的。他，是披着圣贤外衣的病毒。接纳他，就等于认可了一种最危险、最败坏的价值观。其后果，将是整个王朝道德根基的崩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