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裁撤府兵难道有错吗

对于一支军队而言，遣散，并不意味着结束。

被遣散的士兵，必须有安身立命的归宿。否则，他们便会流为盗匪，成为动乱的根源。

唐代名相张说，在平定麟州叛乱后，上奏朝廷，一次性裁撤了边防军二十万人。然而，天下却因此安然无事。

这背后的原因，只在于他裁撤的，是“府兵”。而府兵的本质，是农民。

让他们脱下军装，回到故乡，耕种自己的田地，居住自己的房屋，与家人团聚，过上安稳的生活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这是解脱，而非失业。天下，自然也就平静了。

这个看似平常的事件，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：延续多年的府兵制度，在张说的时代已经难以为继，不能建功立业，有效拱卫政权。府兵已经成为各种盘剥的对象。

张说曾直言不讳地指出：说曰：“臣久在疆场，具知其情，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。若御敌制胜，不必多相冗卒以妨农务。陛下若以为疑，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。” 意思是“臣在边疆多年，深知内情。那些将帅们豢养府兵，不过是为了保卫自己、役使他们来谋取私利罢了。”

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，其成员，必然是那些轻视死亡、却又不堪劳苦的人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被酒肉的利益所引诱，在战场上效以死命。

府兵制度创立之初，是基于西魏的社会现实，那些应征的农民，或许是看中了可以免除租役的好处，又或许是自恃勇武，乐于从军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兵役变成了一种世代相传、无法摆脱的枷锁。于是，那些本性柔弱、只愿过安稳日子的农民，也只能哭泣着走上从军之路。

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畏惧死亡，却不害怕劳作。让他们去当奴仆，他们甘之如饴；让他们去上阵杀敌，他们却毫无战力。

于是，一个荒谬的景象出现了：

骄横贪婪的将领们，将这些名为“士兵”的农民，视作予取予求的私人奴隶。从基层军官，到高级将领，再到巡边的朝廷大员，一层层地役使他们。甚至于，那些纨绔子弟、元帅的仆妾、幕府的文人、乃至弹琴的、下棋的、遛鹰的、喂狗的，都可以随意差遣他们。

而这些所谓的士兵，也乐于用奴隶般的劳作，来换取苟活于世的机会。

这，就是盛唐府兵制的真相！

百万名本应在田间耕作的壮丁，被抽调到边疆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，而是为了成为权贵们的免费奴隶。

所以，当朝廷下令，将这群“奴隶”释放回家，让他们重获自由之身，他们又怎会不满，天下又怎会不平静呢？

这支军队，早已丧失了强悍不屈的战斗意志，只剩下苟且偷安的奴仆心态。统治者也乐于利用这一点，榨取他们最后的价值。在边疆，他们被将帅役使；在内地，他们被官吏役使。一旦为兵，终身受役；一代为兵，祸及子孙。

天下百姓对兵役的痛苦，早已不仅仅是担心战死沙场、马革裹尸。

张说裁撤的那二十万人，没有一个是真正能用于战斗的士兵。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，就是在将帅们的府邸里，扫地、倒尿壶、修球场、当苦力。

正因为如此，当军队被裁撤后，唐玄宗也立刻意识到，府兵制，不过是一种劳民伤财、削弱国本的制度。

于是，“募兵制”的改革，被提上日程。府兵，逐渐被职业化的“长从”、“彍骑”所取代。

然而，后世的一些论者，却依然指责玄宗与张说的改革，违背了古法。他们认为，作为君子，在制定法律、安定国家时，不应如此“鲁莽”。

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：

一种制度的弊病到了极点，就会形成一种难以革除的惯性。即便推行新的制度，旧的祸害，依然会延续。

张说裁撤府兵，导致边防空虚；而新的募兵制尚未完善，无法立刻填补真空。 于是，边镇的将领们，便趁机豢养私兵，招募异族军队，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。

这，正是“安史之乱”的祸根。

其实，早在府兵制败坏的几十年间，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们，就已经看透了朝廷“天下无兵”的虚弱本质。当二十万府兵被遣散，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节省下来的军费粮草，尽数收入私囊。而朝廷，对此无能为力。

府兵制流毒数十年，改革之初，必然会承受其遗留下来的阵痛。后人却将这一切，都归罪于“募兵制”。

这难道不是一种，罔顾人情事理、闭目塞听、轻谈天下大事的短视与偏见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