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玄武门之变魏征为何没有殉难

玄武门之变，血染宫闱。一个尖锐的伦理诘问，从此摆在了历史的面前：

魏征、王珪，这两位太子李建成的核心幕僚，是否应该为故主殉死？

答案是：未必。

那么，他们转而效忠太宗李世民，这种行为，与春秋时期的管仲，在公子纠死后，转而辅佐齐桓公，这两件事，是否可以相提并论？

答案是：有所不同，但并非本质的区别。

傳曰：“食焉不辟其難，” 意思是“食人之禄，忠人之事”，简单说就是“吃谁的饭，就为谁死”。但这，并非至理名言。君子的身体，是上天所造化，父母所生养。一个人的生死，维系于名节与道义，取决于天性与情感，岂能仅仅为了“一口饭”就轻易舍弃？

君臣之间的大义，根植于人的天性。而天性，是不会随着物质条件而迁移的。君主，只有一个，就如同父亲，不可能有两个。

管仲，是齐国之臣，他的君主，是齐国国君；魏征、王珪，是唐朝之臣，他们的君主，是唐高祖李渊。

管仲辅佐公子纠，是奉了齐国国君的命令；魏征、王珪辅佐太子，是奉了唐高祖的命令。

上天所定下的秩序，人性所安顿的归宿，道义所依循的根本在这里是君主。

即便是从最浅显的“吃饭”这个角度来说，管仲吃的，是齐国国君的俸禄；魏征、王珪吃的，是唐高祖的俸禄。公子纠和李建成，并未私下供养他们。更何况，君子之死，绝不是为了报答一饭之恩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前提：倘若，是唐高祖本人，遭遇了篡位和杀害的灾祸，那么对于魏征、王珪而言，唯有殉死或流亡，绝不可能在篡逆者的朝堂上，苟活一日。

但公子纠与李建成，他们与君主的“名分”尚未确定，又何至于要为他们去死呢？为他们而死，就意味着，在同一时间，承认了“两个君主”的存在。

李建成与李世民，都是君主之子。谁当废，谁当立，决定权在于君主本人。国家的大臣，应当依据经典与道义，来参与裁决；而作为太子僚属，则不能将自己辅佐的对象，就当作是唯一的“真命天主”，并追随他进行内斗。

建成有嫡长子的名分，世民有平定天下的大功，两人都有被册立的理由。君主命令我辅佐他，我就辅佐他；君主命令我辅佐此人，我就辅佐此人。唐高祖，从未像当年晋献公托付荀息那样，要求魏征和王珪，必须以死来抗拒李世民。

所以，当建成死后，高祖册立世民为新的太子。这并非敌国入侵，也并非君父之仇。改换门庭，效忠新主，于道义无伤，于仁德无损。这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

然而，论证至此，我们是否就能说，魏征、王珪的行为，就与管仲完全一样，毫无瑕疵呢？

并非如此。这其中，依然存在着微妙而关键的区别。

当年，齐襄公被弑，公子纠与公子小白，是双双出逃国外，然后回国讨伐逆贼。不幸的是，最终演变成了兄弟之争。这，并非管仲所能预谋的。公子纠兵败后，管仲被囚禁于鲁国，是齐桓公主动释放了他，并请他为相。管仲，从未主动向齐桓公请求赦免，以求获得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
但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状况，则完全不同。他们兄弟二人，早已心怀怨毒，明争暗斗多时。魏征等人，身处其中，明知宫门喋血的惨剧，在所难免，却既不能平息这场祸乱，也不能辞去官职，抽身而去。

他们，是在怀着一种侥幸心理，观望时局的变动。从这一点上说，他们二人的心志，就已落了下乘。

尤其是在太子死后，他们立即就去请求面见秦王李世民，这更是道义所不能允许的。

这，正是他们无法与管仲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。

说到底，魏征，本就是从群盗之中崛起，侥幸脱身归顺唐朝的“功名之士”。他追求的，是建功立业，青史留名。

易经 云：“介於石，不終日”， 意思是为人要坚若磐石，但也要知微而动。但如果以此要求魏征，恐怕要求太高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