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狂傲的杨广何以葬送天下

历史的轨迹，时常显现出惊人的相似。

秦朝与隋朝，这两个享国短暂却影响深远的大一统王朝，它们的覆亡，都源于滥用民力，都始于民怨沸腾。最终，天下鼎沸，盗贼四起，国破家亡。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。

然而，在这相似的结局之下，却隐藏着截然不同的过程。

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秦末。秦二世胡亥，深居咸阳宫中，享乐避世，收缴天下兵器，以为高枕无忧。当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，那起义的烈火，燃于遥远的江淮之间。等到消息传回关中，秦王朝再想调兵遣将，山东六国的旧部势力早已风云际会，秦军，已然错失了最佳的镇压时机。

再看隋末，情势却截然不同。隋炀帝正亲率超过百万人的大军，远征高丽。这支庞大的军队，连营千里，悉数集结于涿郡。而就在此时，王薄在长白山聚众，刘霸道在平原起事，窦建德、高士达在漳河之南啸聚。这些起义的地点，距离隋军的指挥中枢，近在咫尺，相隔不过数百里，中间一马平川，几乎无险可守。

在百万雄师的兵锋之下，在旌旗相望、金鼓相闻之地，揭竿而起。按理说，这比在秦末起义，要困难百倍。难道说，隋末的这些草莽英雄，其智勇真的远超前人吗？并非如此。

那又是为什么，他们能够得以成功？答案，不在于起义者的能力，而在于统治者的心态。

隋炀帝的目光，始终聚焦在遥远的高丽战场，却对身边的燎原之火视而不见。他将这些内乱，看作是疥癣之疾，不足为虑；他过度自信于自己庞大的国家机器，以为可以轻易将其碾碎。这种致命的轻视，给了起义者们生存和周旋的空间。他们进，可以夺取城池，壮大声势；退，可以化整为零，藏身草野。正是这种战略上的傲慢，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塌。

俗话说，虎之猛也，而制於蝟；即且之毒也，而困於蝸；意思是 老虎再凶猛，却会被小小的刺猬所制约；毒蛇再厉害，却也会被缓慢的蜗牛所困扰。

一个有力的反证，是杨玄感的叛乱。

杨玄感，李密，出身顶级贵族，家族世代掌握朝廷枢要。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财富足以敌国。当他起兵反叛，隋炀帝立刻将其视为心腹大患，动用帝国全部力量，与之殊死一搏。于是，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，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被彻底扑灭。因为，统治者忌惮他，并从一开始就对他严加防范。

而对于山东此起彼伏的草根起义，隋炀帝却满是鄙夷。他或许认为：“以玄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，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”。 意思是“连杨玄感这样的擎天巨擘，我都如猎犬搏兔般轻易扫平，这区区草寇，又能奈我何？” 这种心态，使得群盗虽然屡战屡败，却总能死灰复燃，最终星火燎原，让整个帝国都陷入了战火之中。

更何况，当高熲、贺若弼这些开国元勋被无辜诛杀之时，也是杨广夸饰天下太平，征伐高丽之时，而这就已标志着帝国的统治基础，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。这，正是天下英雄奋起反抗的最佳时机。隋末的各路义军中，只是缺少了一位像汉高祖、楚霸王那样扭转乾坤的领袖。倘若有这样的人物存在，又何须等到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缓缓举兵灭隋？ 隋朝的命运，恐怕早已写定。

因此，历史的启示是深刻的。

当一个统治者，因他的残暴而收尽了天下的怨恨，因他的德不配位而窃据了至尊的宝座，那么，天下人奋起推翻他，就是必然的。不要因为前人的失败，就怀疑那看似强大的统治是否真的坚不可摧。

杨玄感死了，隋朝，也很快就灭亡了。

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，他所需要洞察的，即在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