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李绩的奸诈骗过了李渊李世民

徐世勣，后来的唐朝开国元勋，英国公李勣。在史书的层层光环之下，我们拨开迷雾，审视其人，或许，可以得出一个冷峻的结论：他，始终是一位狡猾的乱世枭雄，其内核，从未改变。

他自己曾坦言，年少时，不过是个“亡赖之徒”。这种在草莽之中形成的习性，一旦定型，便再也无法根除。

当然，在盗贼的群体中，能成为首领的，也必然有他自己的一套“信义”。但这并非伪装，不是为了欺骗世人。它是一种基于江湖义气、个人恩怨的准则，甚至可以为此生死与共。

它就如同萤火之光，在黑夜中，显得格外明亮；但到了白昼，便黯然失色。它的光芒，是真实的，但也是有限的。

因此，如果我们误将这种“草莽的信义”，当作是君子那种“能够坚守的道义”和“能够笃行的诚信”，并因此对他委以重任，那么，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，甚至会助长祸乱。因为，他所坚守的，只是他习气之内的准则。他的行为，恰好符合他作为枭雄的度量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，他就会立刻倾覆，其行为逻辑，将变得无法理喻。

他所表现出的“信义”，并非虚假。但恰恰是这种“真实”，才让它显得更加不可依靠。

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：

当年，徐世勣奉李密的命令，镇守黎阳。谋士魏徵劝他归降唐朝，他听从了。但他并没有直接上表投降，而是将治下的人口、土地、兵马，全部统计造册，然后呈报给远方的李密，让李密，来将这份功劳献给唐朝。

唐高祖李渊听闻此事，大加赞赏，说道：“不背旧主之德，不贪归顺之功，真是纯臣啊！” 从此，李渊对他宠信有加，并将他托付给了后来的唐太宗。最终，他甚至成为了太宗的托孤重臣。

然而，徐世勣当时的这一举动，真的完全是出于伪装，来骗取唐高祖的信任吗？恐怕并非如此。

这正是他见识的极限，也是他行事的准则。他听闻过“信义”二字，并将其奉为圭臬，认为这样做，便足以让自己成为一位卓尔不群的英雄豪杰。所以，他坦然地这样做了，并且，也确实得到了唐高祖的褒奖。

但是，这种行为模式，恰恰掩盖了他天性中的冷酷与残忍，也暴露了他智力上，无法真正选择明君；内心深处，也无法遵循天理。他可以成为一位英明君主麾下的得力干将，却绝不可能去匡正一位昏庸君主的过失。

唐高祖与唐太宗，仅仅因为他在盗贼群体中表现出的、那种“铮铮铁骨”般的义气，便轻率地将他许为“纯臣”。可以说，这两位伟大君主识人的眼光，在徐世勣这里，是存在盲点的。

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吗？当徐世勣投降窦建德时，他的父亲被作为人质。而他，为了向唐朝表忠心，竟准备抛弃父亲的性命，去偷袭窦建德的大将。

所以，我们必须看清，他的信义，是“盗贼的信义”。它的驱动力，是对利益的精明算计，和凭一时意气的冲动行事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他可以残害天性、背弃恩情，并且一往无前，毫无顾惜。

轻率地相信这样的人是“纯臣”，并将安定国家的重任交给他，几乎没有不失败的。

曾子曾说：“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君子人也。”意思是，只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，立场绝不动摇的人，才能被称为君子。

也只有君子，才能真正地践行诚信、恪守道义。这不是草莽枭雄，所能企及的境界。这其中的差别，就如同鱼儿，终究无法跃出池塘；飞鸟，也无法用双脚跨越山岭。

这，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