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李渊没必要走禅让的道路

历史的评判，往往是复杂而深刻的。

隋朝的建立，本身就源于一场权力的篡夺；而隋炀帝杨广的继位，其过程则更为悖逆。李渊家族，虽然成为了隋朝的臣子，但追溯其源头，李氏的先祖，曾与杨氏在北周的朝堂之上并肩而立，地位相当。他们臣服于隋，更多是迫于时势，而非心悦诚服。

因此，当隋朝的统治败坏至此，由李氏取而代之，拨乱反正，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

更何况，唐国公李渊，并非朝中弄权的奸臣。他因统治者的猜忌而侥幸出任太原留守，得以远离政治漩涡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避祸之举。他从未像篡夺曹魏的司马懿，或颠覆南齐的萧道成那样，以托孤大臣的身份，欺凌孤儿寡母，窃取国家大权。

他起兵，是奉天下之民意，讨伐残暴的独夫，以匡正倾倒的社稷。从道义上讲，天下又有谁能指责他为“不臣”呢？

然而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：即便是这样一场正义之师，在最初举事之时，李渊父子依然小心翼翼。他们要假借“防备突厥”的名义来招募军队，甚至要诬陷朝廷派来的副手王威、高君雅谋反，并以此为借口将他们诛杀。

为什么一场顺天应人的起兵，却不能光明正大、开诚布公，像日月经天一般，昭告天下，吊民伐罪呢？

答案，要从历史深处一种“风气”的形成说起。

自从曹丕篡夺汉献帝之位，以所谓“禅让”的形式开创了新的朝代以来，“篡位”这件事，在许多人的观念中，似乎就不再是一种绝对的罪恶。人们开始习惯于这种权力交接的剧本：一个权臣，必须先扮演伊尹、霍光那样的辅政角色，才能获得起兵的合法性；一场改朝换代，必须披上舜、禹禅让那样的神圣外衣，才能坐稳天下。

这种风气，一旦形成，便拥有了强大的惯性。它弥漫于世间，影响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。

以唐高祖李渊父子之雄才大略，以他们伐暴救民的真实本心，他们也无法挣脱这种无形的束缚，不得不遵循这套“游戏规则”来行事。

历史的洪流，就是如此。某个瞬间的抉择，由个人开启；而一旦演变为时代的风气，便会裹挟一切，让身处其中的人，都变得身不由己。

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：

第一条，始于商汤革命。商汤以武力征伐，推翻夏桀，开创了“以武伐罪”的先河。这条轨迹，一直延续到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平民的身份，崛起于乱世，终结暴秦。这条线索，贯穿着反抗与革命的精神。

而另一条，始于曹丕的虚伪禅让。他开创了以和平篡位模式改朝换代的先例。这种模式，被后世不断模仿，影响深远。而在此之前，王莽篡汉，虽短暂败亡，却已然开启了这股暗流。这股风气，持续了六百余年，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，直到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，才算告一段落。

同样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股力量的兴起。当金、元等异族入主中原之前，后唐的沙陀人、西夏的党项人，早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割据政权。他们虽然短暂，却开启了一个长达五百多年的、以外来武力冲击和主导中原历史的时代。这股潮流，其势愈演愈烈，不知其将终于何时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。以李渊父子当时的威望和他们所占据的道义制高点，他们完全有条件、也有心愿，去开创一种新的、更为光明的起兵方式。但他们最终，还是未能摆脱旧时代的窠臼。

为什么？因为，那个由曹丕开启的、以“禅让”为核心的权力游戏规则，其历史气数，尚未耗尽。

历史的走向，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英雄的个人意志。除非有真正的圣人横空出世，以至高无上的仁德与道义，为天下树立一个延续千年的价值标杆，否则，这股由王莽、曹丕、沙陀人所开启的、延续数百年的历史狂流，又岂是轻易能够遏制的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