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李密何以不去扬州诛杀杨广？

在隋末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，曾出现过一个神秘的人物，他的名字叫作徐洪客。

我们无从知晓他的家世背景，也无法追溯他的人生轨迹。但从他留下的言论来推断，此人，大约是一位行事险僻、言语无忌的策士。史书上说他最终“不知所踪”，大概率，就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，自行消亡了。他并非那种能够忍辱负重、最终大展鸿图的人物。

徐洪客一生中，最为人称道的，是他对瓦岗军领袖李密的一次进言。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李密军中的致命弱点：“粮草将尽，人心将散。”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一判断，人们因此佩服他的远见。

然而，他紧接着提出的那个更为大胆的建议，却暴露了他作为一个策士的致命缺陷。他建议李密：“直捣江都，擒杀隋炀帝杨广。”

这个建议，听起来似乎直击要害，一劳永逸。但它恰恰忽略了政治斗争中，最为核心、也最为微妙的一点：名分与道义。

李密，出身于隋朝的世家大族，世代为臣。假设他真的率军攻入江都，抓住了皇帝杨广，他又该如何处置这位曾经的君主呢？

历史，早已给出了答案。项羽，是楚国的贵族，秦朝是他的世仇。然而，当他杀死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，挖掘秦始皇陵墓之后，天下诸侯便纷纷背叛了他。

杨广，毕竟是名正言顺、君临天下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帝王。而李密，曾是他的臣子，甚至可能亲身侍立于他的仪仗之下。让他一朝之间，像屠宰鸡犬一样，将自己的君主残忍杀害——即便是以李密的狠辣，在面对这一抉择时，恐怕也会犹豫不决，不敢贸然行事。

因此，像“斩商纣之首、擒秦王子婴”这类激昂的口号，不过是文人祖君彦，在愤恨之下写出的檄文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。它绝非李密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，能够真正付诸实践的行动方略。

历史的铁律是：以一己之身，去冒犯天下人都认可的名分，必将败亡；已经成为一国之君，再去斩杀前朝的末代君主，是不祥之举；而作为臣子，胆敢亲手弑杀自己的君主，更是会招致族灭之祸。

李密，深知这一点。他明白，奔袭江都、杀死杨广，除了让自己背上“弑君”的千古骂名、成为众矢之的之外，并不能帮助他成就帝业。

而徐洪客，这位行事险僻、只求达到目的而不顾惜自身名誉的“小人”，他的见识，又怎么可能理解这其中深沉的政治逻辑呢？

当然，会有人提出反驳。他们会说：杨广的罪孽，堪比南朝宋时弑父自立的刘劭，远非商纣王可比，直接杀掉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先厘清李密起兵的根本动机。他究竟是想趁着天下大乱，伺机夺取政权？还是因为愤慨于杨广的暴政，如同当年南朝将领沈庆之那样，为先帝讨伐不孝的逆子？

这是一个李密无法欺骗自己内心，却又必须用后者来作为旗号的根本问题。他的身份，决定了他行动的边界。

又有人会问：南北朝时期，刘裕也曾俘虏并斩杀了后秦、南燕的君主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

答案在于，刘裕，从未做过他们的臣子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当时中原主流的华夏观念中，鲜卑和羌人建立的政权，并不被认为是拥有完整“君道”的、合法的朝代。所以，刘裕的行为，不适用“臣弑君”的伦理。

至于明朝初年，徐达攻克元大都，却放走了元顺帝，有人认为这是他拘泥于君臣之义，不知变通。但元朝，毕竟也曾统治中原百年，岂能与那些割据政权，同日而语？

至于周武王将商纣王的首级悬挂于白旗之上的说法，其真实性尚有待考证。即便真有其事，也要明白，上古三代时期，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，并非后世那种纯粹的君臣关系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

祖君彦，是出于激愤而放言；而徐洪客，则是狂妄地想将这种言论，变为实际的行动。这种行为，是自绝于天下公认的道义。他最终，默默无闻地死于草野之间，无法在青史上留名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了。

后世有人，竟将徐洪客这种险僻的计谋，与战国时期鲁仲连“义不帝秦”的高尚情操相提并论，这未免也太言过其实了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