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府兵制度不可取

历史的河流，行至贞观十年。唐太宗，颁布了一项深刻影响帝国命运的国策——“府兵制”。

从宏观的战略意图上看，这项制度，与秦始皇的“收天下之兵”，以及宋太祖的“杯酒释兵权”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它们的核心目标，都是为了“弱天下”，防止地方割据，巩固中央集权。

所谓的“府兵”，本质上，就是一种“无兵”的状态。它将兵役，化为一种沉重的劳役，强加在天下农民的身上。

其后果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，就暴露无遗。

武则天，一个妇人，竟能在深宫之内，轻易地颠覆李唐的江山。当李敬业起兵反抗，兵败身死之后，整个天下，竟是“靡然顺之”，再也没有一支力量，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。

这并非是说，天下真的没有忠愤之士；而是因为，他们空有忠义之心，却无反抗之力。

从此，唐代的动乱，变得异常频繁。几乎每隔不到三十年，就会爆发一场大的祸乱。它再也无法像汉、宋那样的守成王朝，享受长久的安宁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得出一个，或许与传统认知相悖的结论：如果不是后来的唐玄宗，废除了府兵制，改为募兵制，那么，恐怕等不到安史之乱，唐王朝，早已沦为第二个秦朝、第二个隋朝，在接踵而至的兵锋之中，土崩瓦解了。

那么，这个看似精妙的府兵制，它的问题，究竟出在哪里？

首先，它将兵源，散布在天下各州。完全不考虑地方民风的强弱，以及当地人是否适合当兵。

其次，它的编制规模，极度零散。一个军府，多的不过一千二百人，少的只有百人。他们如同棋子一般，散落在田埂垄亩之间，许多人直到白发苍苍，都不知道排兵布阵为何物。所谓的“冬季习战”，不过是呼喊号叫，装模作样，更像是一场滑稽的戏剧。

再次，它的军官体系，僵化而荒谬。三百人的“团正”，五十人的“队正”，十人的“火长”，一经编定，就世代承袭。完全不问这些人，究竟有没有统兵作战的能力。

而其中，最令人发噱的，是它的武器装备管理制度。

平日里，所有的兵器铠甲，全部上交武库。只有出征之时，才会临时发放。

于是，刀刃生了锈，无人磨砺；弓箭变了形，无人校正；晴天，不知涂油保养；雨天，不知晾晒风干。铠甲早已破损，刀口已经卷刃，弓弦也已松弛。而看管武库的官吏，只要账目齐全，便万事大吉。

当战争来临，这些劣质的装备，被仓促地发放到士兵手中。铠甲与身材，不相匹配；武器与战术，毫不适应。士兵们，拿着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，穿着无法蔽体的腐朽皮革，甚至，只能削弯曲的竹子，来充当戈矛；用漆过的废纸，来充当盾牌。

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，不全军覆没、城池陷落的，能有几人？

整套制度，早已沦为一种虚应故事的形式主义。它唯一的作用，就是让农民，在往返服役的道路上，疲于奔命。士兵们，每月一换，毫无归属感，更谈不上坚守的意志。

名义上，大唐拥有六百三十四个军府，号称百万雄师；而实际上，没有一个士兵，是真正可以信赖的。

所以，当安禄山、史思明，裹挟着边地的胡人骑兵，渡过黄河，帝国的两京，便如同累卵一般，轰然瓦解。

后世的论者，往往拘泥于古代的文本，而不通晓现实的变化，还在那里高谈阔论，说“天下的兵制，没有比唐朝更好的了”。

他们难道不知道，这样的制度，比之秦、隋，那种彻底销毁民间兵器的做法，还要恶劣吗？后者，至少还不会驱使着无辜的农民，去战场上白白送死。

因此，只要我们详细地考察府兵制的每一个细节，就会洞悉它的本质：

这，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“军事游戏”。 这，是唐太宗，为了“弱天下”，而最终导致“自弱”的国策。

如果后世的统治者，也想通过削弱天下，来达到削弱自己的目的，那么，效仿唐朝的府兵制，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