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天子讨而不伐

隋炀帝，三次倾全国之力，征伐高句丽，最终，三次惨败而归。

这个结局，并不令人意外。因为，那时的君主，已非明君；将帅，也非良将；士兵，在底层充满了怨恨；盗贼，在中原大地，烽烟四起。在内忧外患之下，它的失败，是历史的必然。

然而，数十年后，唐太宗李世民，这位百战百胜，扫平群雄的马上天子，也亲率大军，踏上了征伐高句丽的征途。

他的麾下，有李世勣、程名振、张亮这样的不世名将。他所统治的天下，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杨广折腾得民穷财尽的天下。

太宗本人，对此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；天下万民，也都在翘首以盼，等待着一场辉煌的胜利。

但最终的结果，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——唐太宗，同样陷入了苦战，最终无功而返。他所遭遇的困境，与当年的隋炀帝，竟无本质的区别。

正是这一场令人费解的失败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，关于“王者之师”的，深刻而古老的战略原则。

当我们复盘这场战争的细节，会发现，唐军本有两次绝佳的，可以改变战局的机会。

第一次，是在攻克白岩城之后。太宗本人提出，要放弃坚固的安市城，不再与之纠缠，而是直接率领主力，奔袭防御薄弱的建安城。这，无疑是一条上策。但是，大将李世勣，表示反对。

第二次，是高句丽的两位降将，高延寿和高惠真，向唐军建议，派奇兵攻取后方的乌骨城，夺取其物资粮草，然后长驱直入，直捣其都城平壤。这个计划，也得到了太宗的赞赏。但是，宰相长孙无忌，表示反对。

于是，几十万唐军，最终被死死地拖在了小小的安市城下，进退失据，粮草耗尽，最终只能在风雪之中，狼狈班师。

这，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：

难道，像李世勣、长孙无忌这样的沙场老将、国之重臣，会不明白“围攻坚城，劳而无功”这个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吗？他们为何要阻挠这两条，能够改变战局的奇谋妙计？

而唐太宗本人，既然已经洞察了战机，并且欣赏高句丽降将的计策，为何最终，却又听从了两位大将的意见，任由战机，在无休止的拖延中，悄然溜走？

答案，只有一个。 那便是——“天子亲征”。

因为，皇帝亲临战场，整场战争的胜败，所牵系的，就再也不仅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是整个帝国的国运。

李世勣和长孙无忌，不敢用皇帝的“万乘之尊”，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

而唐太宗本人，环顾自身，也无法忘记古人“君不履险”的告诫。

试想，如果这次出征，是委派一位大将，全权负责。那么，他就可以像当年的韩信，背水一战，出奇制胜；也可以像南朝的刘裕，孤军深入，直捣黄龙。即便功败垂成，损失的，也只是一支军队，并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世勣和长孙无忌，又有什么理由，去阻止一场冒险的突袭呢？

历史，为我们提供了一长串，血淋淋的教案：

前秦的苻坚，若不是亲率大军南征东晋，就不会在淝水之战中，一败涂地，并由此引发了鲜卑各部的迅速叛乱。

隋末的窦建德，若不是亲自领兵去救援洛阳，就不会被唐军生擒，导致自己与王世充，两个集团，双双覆灭。

金主完颜亮，若不是亲自率军渡江南侵，就不会在采石矶遭遇惨败，并导致后方国内，另立新君，自己惨遭弑杀。

无论是北魏太武帝的兵威，在盱眙城下受挫；还是后晋石重贵的身躯，在契丹的铁蹄下被俘。

这些割据一方的枭雄，尚且因为轻率地“天子亲征”，而招致了危亡之祸。更何况，是身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“大一统”君主，要去和边陲的小国，进行一场豪赌呢？

因此，从这个角度再看，李世勣和长孙无忌的“怯懦”，实际上，是一种“老成持重”的深谋远虑。否则，一旦重演明朝“土木堡之变”那样的惨剧，天柱倾塌，国本动摇，到那时，悔之晚矣。

所以，古代的史家，在《春秋》之中，记载周天子亲自带兵讨伐郑国，并刻意隐去了他的败绩。这，本身就是一种最深刻的“讥讽”。自从那位周天子，在战场上被箭射中肩膀之后，周王室的威严，便一落千丈，再也无法复兴。

这一切，都是他自己，咎由自取。

故而，史书上，才留下了那句，振聋发聩的告诫： “天子，讨而不伐”。

所谓“讨”，是发布檄文，申明道义，遣将出征。 而“伐”，则是亲自临阵，身犯矢石。

这，是为君者，永远不能逾越的界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