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天子应当死社稷吗？

当叛军的铁蹄踏碎帝国的安宁，天子，是否应当与都城共存亡？

这个沉重的选择，始于唐玄宗。他，是历史上第一位为躲避战乱而逃离首都的皇帝。

在他之后，唐代的德宗、僖宗等数位皇帝，也曾有过被迫出奔的经历。但他们都最终返回了故都。王朝虽然历经动荡，国祚却得以延续。

反观数百年后，宋朝的两位皇帝，在“靖康之耻”中，被囚禁于五国城，终身受辱而死。

两相对比，结局，已不言而喻。

《春秋公羊传》中有一句话，叫作“国君死社稷”，意思是，国君应当为他的国家殉难。这句话，在后世被奉为圭臬。

然而，一个深刻的误解，却在此后千百年间，流传不息。

《春秋》所说的“国君”，指的是周天子分封下的诸侯。对于一个诸侯而言，他的封国，就是他的一切。一旦国家被占领，他便无法再建立宗庙，祭祀祖先。因此，与国家共存亡，是他的天命。

但是，“天子”，并非“诸侯”。

天子，是整个天下的共主。

自南宋名臣李纲开始，一股舆论开始形成，他们激烈地主张，帝王必须死守京城，并以此来谴责那些主张战略转移的言论。后世的许多人，赞赏这种论调所展现出的凛然正气，却忽略了它背后，对历史的误读。

将天子，捆绑于一座孤城之内，看似是忠义，实则是放弃了整个天下。其最终的结果，只能是宗庙倾覆，血脉断绝。

这种不加分辨、一概而论的观点，正是源于对义理的理解不够精深，对学问的研究不够透彻。他们只看到了古人言论的表象，却迷失了其真正的内涵。

天子，是天下人心的期望与寄托。

当他因为执政的过失，而被迫出奔时，固然有失君主的威仪。但是，天下的臣民，依然需要将他，视作维系国家统一的重心。他的存亡，决定着无数人的去向与归属。

倘若，他选择固守一城，最终或战死，或受辱于叛军之手。那么，叛军的声势，必将因此而更加嚣张。而天下的臣民，则会像失去了头颅的身体，四肢百骸，迅速随之瘫痪。

将这种殉难，称之为“正道”，却对四海臣民的沉沦视而不见。那么，当年周幽王在都城被杀，导致西周灭亡，我们是否也要称赞他，保全了“不辱不偷”的伟大节操呢？

天子的职责，是抚育整个天下。

首都，不过是他为了施政便利，而选择的一处居所。天下的九州，没有一寸不是他的国土；土地上的万民，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子民。

只要天下还有一城一池未曾陷落，他就可以在那里，延续宗庙的祭祀。天下人心的期望，就依然有所维系。王朝的复兴，就依然存在着可能。

又怎能，为了匹夫式的、狭隘的节操，而轻易地用一死，来换取整个天下的分崩离析？

这一原则，并不仅仅适用于帝王。

在一个郡县制的、中央集权的天下，地方官吏，是天子任命的牧民之官。他们治理的是天子的民众，而非自己的世袭领地。

在安禄山之乱中，我们看到，像郭纳、达奚珣这样的地方官，望风而降。而即便是颜杲卿、张巡这样的忠贞之士，也曾在最初，遭受胁迫，或是困守孤城，不知变通。

如果，不具备像颜真卿那样，足以扭转乾坤的力量。那么，选择暂避锋芒，保全自身，再伺机报效国家，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。

只有将自己，置于险境之外，才会有更大的余地，来为国尽忠。反之，如果一味地在危城中犹豫不决，最终只会陷入势穷力竭、精神崩溃的绝境。

因此，我们说：对于没有统帅军队之责的地方官吏，因为城池失守，而判处死罪，这本身，就是不合理的。

逃走是死，坚守也是死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求生，是他们的本能。当制度将他们逼入必死的绝境，那么，投降，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。

这，无异于驱赶着满城的官吏与百姓，一同走向叛逆。

所以说，这，是不合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