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外戚长孙无忌葬送唐王朝
驸马都尉房遗爱——唐初名相房玄龄之子——他狂妄愚蠢，与妻子高阳公主（太宗之女）合谋作乱，最终自取灭亡。
然而，这场谋反案的余波，却远超事件本身。 太宗的皇叔、德高望重的荆王李元景； 太宗第三子、素有英名的吴王李恪； 他们，竟因此并列走向刑场。 就连皇室宗亲、位列凌烟阁功臣的李道宗，也受此牵连，被流放而死。
可叹啊！ 元景，论辈分是皇室尊长，论功绩，他战功赫赫； 李恪，论血缘是太宗至亲，论才干，他“英果类我”，贤能出众； 道宗，是李氏同姓，更是开国元勋。
试想，如果这几位李唐宗室的栋梁得以存留，后来的武氏——那位曾为太宗才人的武曌——又怎能以一介妇人之身，在数十年后，掌控整个大唐的国运！
高宗的亲舅父、太宗的托孤之首——长孙无忌，他执意要痛下杀手，固然不全是为了一己私权。他声称的理由，是要卫护他年幼的外甥（高宗），稳固君位。
然而，卫护高宗，却不顾及大唐的江山社稷；这是只顾念自己的外甥，而罔顾李氏的宗庙！ 这，就是长孙无忌的滔天之恶。
但若要追问，这错误的源头究竟在何处？ 恐怕，这正是圣明如唐太宗，亲手埋下的祸根！
当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，魏王李泰因夺嫡被黜。太宗皇帝明知吴王李恪——这位流淌着前隋炀帝血脉的儿子（其母杨妃为隋炀帝女）——是堪当大任的守国之君。
此时，他本应像汉光武帝立明帝那样，乾纲独断，宸衷自决。 他最不应该的，就是去和长孙无忌商议。
退一步说，如果他认为第九子李治（高宗），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，名分不容紊乱，那他也应该乾纲独断，宸衷自决。 他“尤其”不应该的，还是去和长孙无忌商议！
帝王心中犹豫不决，朝堂之上，自有股肱之臣可以参与大议。如同德宗之于李泌，宋仁宗之于韩琦，君王可以借助他们的识见，来成就自己的决断。
可唯独长孙无忌，不行！ 他是谁？他是高宗的亲舅舅！太宗怎能与他去讨论，废掉高宗、改立李恪的是非？
但太宗偏偏这样做了。他告诉这位首席顾命大臣：“雉奴（高宗）懦弱，李恪英武果决，很像我。我想立他。”
这件事虽然没有做成，但长孙无忌从此日夜所思的，就是猜忌李恪，嫉恨李恪，更畏惧这位身负“前朝血脉”与“类我”评价的皇子，将来对自己的报复。 彻底铲除李恪的杀心，自此已定，再难动摇！
于是，大唐宗室中，再无贤能亲王足以辅政。而长孙无忌自己，凭着外戚的权势，终究也无法抵御“宫闱之内”的亲密与恩宠（即后来的武后）。 李唐的江山，最终必然旁落。而这长远的后果，长孙无忌是何等的懵懂，何等的盲目！
太宗皇帝，一言之失；咨询非人。 最终，连自己钟爱的儿子也无法保全，宗庙社稷也无法长久。 《易经》说：“君不密，则失臣。” 何止是君臣？为父不密，连亲生儿子也要失去！
长孙无忌，依仗外戚身份，图谋巩固私权。太宗没有洞察。 他反而质问无忌：“你反对李恪，难道只是因为他不是你的外甥吗？” 这一问，更是彻底揭开了无忌的隐秘心思，反而让他灭口的决心，愈发惨烈！
名相房玄龄、刚直的社稷之臣褚遂良，他们赞成立高宗，是出于维护“嫡长”的道义之正。 唐太宗，他犹豫是否立李恪，是出于“择贤”的权宜之道。 而长孙无忌，他固请立高宗，则完全是出于“亲疏”的个人私情！
怀揣私情，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屠杀。长孙无忌的罪恶已经昭然若揭。 太宗皇帝，不能灼见其奸，不能及早防范。落得个父不能保子的结局，这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！
有人会说：褚遂良身为顾命大臣，为何不能阻止长孙无忌的奸谋？况且，李道宗的流放，褚遂良也参与其间。难道他也是在挟私剪除宗室吗？
我们必须看到：房遗爱当时为了自救，早已洞悉了长孙无忌的意图。他诬告李恪谋反，以求自免。 谎言一旦出口，便“貌似”有了凭据。在这种情势下，褚遂良已经难以担保李恪的清白。 况且，李恪临死之前，只痛骂长孙无忌，却并未涉及褚遂良。
至于说褚遂良构陷李道宗，恐怕，那只是迎合当权者的御用史官许敬宗之流的诬蔑之词。 而史官，竟未能为他澄清真相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