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资治通鉴：唐两税法之弊皆为以开支定收入

为政之道，最妙的在于一个“简”字。简，百姓就容易遵从。

但是，只有上面的执政者不厌其烦，把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考量清楚了，下面的人执行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从简。

当初立法的人，都是把上下之间的需求、事情的大小、常态与变数，所有的头绪都理得清清楚楚，定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，然后再以简明的方式展示给百姓。这样，百姓自然信服且容易遵行。

可是，到了后来，法度败坏，朝廷的号令朝令夕改，百姓困苦不堪。这时候，统治者为了救一时的弊端，不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而是就着末流的弊政，把它们笼统地合并简化。

这种苟且的政令，君主和百姓暂时都会觉得方便。君主觉得收钱收得快，百姓觉得交税有了固定的期限。稍微还能抑制一下那些贪官、滑吏、豪强的敲诈勒索。百姓虽然还得竭尽全力去应付，但至少幸免了被日夜骚扰的痛苦。

于是，天下人都一致推崇这种新法，创制法律的人也自以为得计。殊不知，这正是把混乱合法化，日后的泛滥与苛刻，将一发不可收拾！

后世赋税徭役虐害百姓的祸根，实事求是地说，唐朝杨炎的“两税法”，就是始作俑者。

杨炎也不想想，唐初“租、庸、调”的旧法，难道是为了繁琐苛刻地让百姓每十天送一次、每个月输一次吗？

自从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以后，战火不断，土地被割据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朝廷只好抓住仅存的田土户口，在正税之外，横加敛取。因为战事需要，取用没有定数，甚至连升斗那样的微末物资都摊派给百姓。残暴的官吏乘机横征暴敛。

其实，国家原本的用度，在立国之初就已经详细计算过，天下的田亩户口足以应付军国大事，盈余的数都数不过来。量入为出，本来就不需要看着支出来决定收入。

一旦变成“因出求入”，官吏的奸诈，百姓的困苦，就像洪水漫延一样没有止境。

然而，这毕竟是战乱时期的权宜之计，有关部门是乘机破坏法度，还不敢把它当作定规。百姓虽然劳苦，但还伸长脖子盼着天下太平的一天，心里知道正规的赋税还是有数的。

杨炎的“两税法”做了什么？他是把暂时“法外”的掠夺，全部收进了“法内”。

于是，那些为了应付迫切危机的权宜手段，全部变成了经久不变的常法。

在那时看来，官吏不能再每天指使胥吏豪强去勒索了，胥吏豪强也不能每天去骚扰小民了，百姓虽然耗尽膏血，但睡觉至少能安稳一点，所以觉得方便。朝廷把你非法和合法的钱一把抓来，全数掌握，官家也觉得有利。

但是，这笔账一旦变成了定额，等到战事平息，国家开支减少了，这已经形成的规矩却不能再改了！

人们只知道“两税”是正税，却不再知道原本的“租庸调”里已经包含了经费，而现在的两税其实是法外的征收。朝廷既然有了盈余，就只会被暴君拿去挥霍，被污吏拿去贪污，根本留不到紧急时刻使用。

等到哪天变故再起，国家急需用钱，朝廷又会说：“现在的两税是正供，不是用来应付突发事件的。”于是，横征暴敛又开始了。

以此想来，这还不如当初那种因事加税、没有定数的做法。

那时候，朝廷还会说：“这是一时不得已的办法，不能长久。”百姓也还知道：“租庸调才是正税，其他的都是苛政。等事情平息了、用度宽裕了，我们可以向上诉苦，请求免除。”

唯独这种把乱法当作正法的做法，祸乱就永无休止。

呜呼！为了图谋一时的便利而苟且行事，它对百姓的祸害竟然惨烈到这种地步！

两税法实行了几百年，到了宋朝，又在赋税之外加派劳役。劳役既然重派给百姓，什么时候做、什么时候停又没有定数。

到了明朝成化年间，御史朱英又搞出了一个“一条鞭法”。他在夏秋的税粮之外，把那些滥派的杂乱徭役，全部编入正税。搜刮得越发精细，国家的漏洞却越漏越大。

等到后来战事吃紧，朝廷就从“一条鞭”的税银里，裁减一部分输送到京师边防。地方上的经费不足，就又向百姓索取，根本无法禁止。

朱英当时还以“法令简易、百姓易从”自居，以为对天下有德。他又哪里知道，他其实是杨炎的继承者，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祸害！

真正的“简”，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，审察民力能承受多少，国家必须积蓄多少，早就在上层把总账算清楚了。分门别类，凡是有关部门需要的，统一由户部掌管。以天下的财富，足以供给天下的需求，不让各个部门分头去郡县索要。这才是“简”的正道。

政局已经败坏，民力已经疲惫，却采取非常的手段，不顾根本，建立相互牵制的制度。

这种所谓的“定”，其实是乱；这种所谓的“简”，其实是繁。

天下苍生都死在统治者那一心想要“苟且便利”的念头上，这哪里算得上是“简”呢？

杨炎是为了利益国家而病害百姓，朱英本意是为了利益百姓却最终害了百姓。后世效仿他们的人，则是残害百姓、蛀空国家来中饱私囊。

“简”这个字，难道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吗？

杨炎这种人杀不足惜，君子倒是对朱英感到深深的惋惜。